最近“土豪”這個詞很流行。曾經有人采訪我問我怎么看，我說這個“土豪”和過去的“土豪”不一樣。過去是一種被掠奪的對象，是革命的對象。現在是幽默的，中國政治式、文化式的幽默。但確實中國處在一個“土豪”的階段。我有時候也說我是個“土豪”，因為我們還未被現在的企業(yè)倫理馴化。但我認為，要走出現代企業(yè)倫理出現的諸多困境，僅有“土豪”是不夠的，因為“土豪”本身就是這種困境的一部分。
　　杜維明老師談到“儒商”，“用今天的話說，儒商就是關切政治、參與社會、注重文化的企業(yè)家。”請注意，他沒說商人，是企業(yè)家。“他們是企業(yè)界的知識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，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，而且有公共意識的一批知識分子。”做到這個特別難，要做到杜老師說的這個標準，就差不多成為上帝了。我的看法是，“儒商”應該是為富且仁，為富好禮，關鍵是具有時代特征的貴族氣質。這個貴族氣質在中國社會是特別缺乏的，中國從來沒有貴族，都是奴隸，或者奴才。所以，貴族氣質在中國是要擔當、要承擔、要謙和、要平民化。這是中國社會當下極度缺乏的資源。
　　西方商人的概念
　　我想，必須先從西方角度來講一下關于西方商人的概念。我先從現代性講一下。尼采把“上帝”殺死了，他說的是“毀滅性創(chuàng)新”。尼采特別愛講“毀滅”，為什么？因為他從現代性判斷，認為西方社會已經走入虛無主義，讓他失望透頂。所以他希望“超人”出現。從而，他在政治信念上主張“貴族激進主義”，懷有道德優(yōu)越感及有“天職”的使命感意識，堅稱“我一定要當毀滅者”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“超人”，期待“超人”的出現拯救人類。
　　海德格爾也同樣表達了對現代性的不滿，他說，“我認為技術的本質就在于我稱為座架的這個東西中，座架的作用：人被坐落于此，被一股力量安排著、要求著，這股力量是在技術的本質中顯示出來的，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”。由此，他十分悲觀地感嘆：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，“無家可歸的狀態(tài)實基于存在者之離棄存在。無家可歸是忘在標志。”誰對此做出了補充回應呢？馬克斯·韋伯。他認為：“現代性的出現首先是一種經濟秩序，即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創(chuàng)立。”因而，資本主義精神與啟蒙的主旨理性化合為一體。他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結合后的體現為：至善就是掙錢，職業(yè)乃是天職，必須為之盡責的義務感。這個觀點非常重要，實際上，到此為止，資本主義的商人的合法性得到了確認，也暗合對尼采、海德格爾的“超人”及“上帝”的出現的回應。
　　到了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那里，尼采的“超人”經馬克斯·韋伯終于出現了。這就是具有新教倫理精神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企業(yè)家。熊彼特認為：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“新組合”引入生產體系是社會的創(chuàng)新行為，可以形成新的經濟能力。由此，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(yè)，把實現新組合為本職的人稱為企業(yè)家。他指出，“企業(yè)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或投機者不同，個人致富充其量僅是他部分目的，而最突出的動機來自于‘個人實現’的心理，即‘企業(yè)家精神’，包括建立私人王國、對勝利的熱情、創(chuàng)造的喜悅和堅強的意志。”要做到這樣的“精英”行為，企業(yè)家必須具備預測能力、組織能力及說服能力。大家看看，到了這里，我們就找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(fā)展的秘密，也看到了現代性終于培育出了時代的“超人”與“上帝”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企業(yè)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稀缺資源。
　　“儒商”的來路
　　按照熊彼特的理論，社會企業(yè)家就已經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中堅力量，這是人類歷史發(fā)生的巨大變化。那什么叫“儒商”呢？“儒商”是個既古老又特殊的概念。除了子貢之外，我不太認為以前的社會有儒商階層存在。子貢是孔子的弟子，“孔門十哲”之一。經孔子教導，他從“貧而不諂、富而不驕”上升到了“貧而樂道、富而好禮”，給今天的我們樹立了儒商典范。當然，我覺得春秋時期，是存有市場經濟因素。但是，到后來，商人的地位日漸低下。為什么？因為國家經商了，商人們只能靠官商勾結而謀生了。后來的商人有的可以稱作為“士”，“士為知己者死”，為誰死？為皇帝死。皇帝今天宴請我了，我明天跳江都行。為什么？因為他僅有依附關系，這個時候就沒有市場的概念。中國的商人從來沒有獨立過，即便你同時也可能有知識分子情懷。為什么？因為你要靠體制分一杯羹給你。只有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，鄧小平同志偉大的“九二南巡”真正把市場經濟引進來的時候，中國的商人才有了自己的些許地位。
　　中國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市場概念，是被動之后積極的歷史姿態(tài)，中國接納了現代性進程，產生了具有市場意義的商人階層，我也戲稱之為“土豪”。但到現在為止，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，要寄希望于新的改革。
　　所以這是儒商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在改革開放的時候，像我這樣一大批的人，從機關走出來了，我們這些人受到過儒家傳統文化的教育，而且經歷了中國經濟發(fā)展的特殊階段，愿意回頭探討中國歷史的進程，這樣的人才去做了商人。我們發(fā)現一個問題，其實從基尼系數上來看，我知道現在貧富差距最大的是中國香港，再一個是美國，中國內地還不算貧富差距最大的。所以現在是全世界人類出現了貧富差距極大的現象，這帶來的就是我稱之為“全球性的現代性困境”，誰也逃不了。全球化、現代化，最后都要走到現代性困境里來，在中國的當下表現得非常充分。“92派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從體制脫離，進入到市場，成為具有創(chuàng)造性破壞意義的企業(yè)家的出現，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企業(yè)家精神釋放。至此，完成財富積累的這代企業(yè)家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。社會的現代性困境產生的危機感、貧富差距的背景下的革命情結，成為超越企業(yè)發(fā)展的重大問題，承擔成為企業(yè)家開始考慮的社會問題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兼具傳統知識分子道統任務及市場創(chuàng)新任務的儒商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精英身份，同樣成為稀缺資源。
　　總結一下：
　　當我們探討了西方企業(yè)家的前世今生后，是不是可以試著肯定，今天我們所談的儒商，從商的部分其實來自于熊彼特所總結的企業(yè)家精神。1980年代改革開放后，一代企業(yè)家在西方企業(yè)管理理論教育下出現，一個重要特征是競爭意識越來越強，狼性越來越足，具備了十足的經濟動物特征。市場意識趨利性以及對法制環(huán)境的渴求與依賴與西方企業(yè)家并無二致。這是所謂儒商的企業(yè)家特征。另一方面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(fā)展，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化，貧富差距急速擴大，中國毫不例外地陷入現代性困境中。由此，中國企業(yè)家面臨破壞性創(chuàng)新道德難題。對商業(yè)倫理的呼應日益凸顯，儒商，就成為一個被關注的概念。金融危機的發(fā)生，導致人類的貪婪本性暴露無遺。對所謂進步的疑問，也引起了對社會精英——企業(yè)家的質問。作為回答，西方企業(yè)家已無從擔當了。靠誰呢？儒商。為什么呢？因為我們有一套歷經幾千年沉淀的儒學體系。從這種理論體系孕育的中國企業(yè)家既具有破壞性創(chuàng)新的市場精神，又背負兼善天下的儒家情懷，具有超越新教倫理背景下的西方企業(yè)家的可能性。那就是，我們是“市場”的，又是“天下”的。我們是“破壞性創(chuàng)新”的，又是“仁義禮智信”的。這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已無關緊要。